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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翻译史研究视野,深化翻译史研究内涵

——第五届全国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综述

2020年04月09日 10:01 马骏 王祥兵 点击:[]

第五届翻译史高层论坛合照-呼和浩特2019

“第五届全国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合影


翻译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涉及翻译学、历史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因此,深化对翻译史的研究反过来也有利于拓展相关学科的研究范围。为推动翻译史研究,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翻译史高层论坛——跨学科视野”学术研讨会于201992122日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带来了一场多维度、多视角的翻译史研究学术盛宴。相关研究视野开阔,涵盖了翻译学、医学、教育学、天文学、物理学、宗教学、文学、符号学等学科,充分体现了翻译史研究跨学科的特质以及此次论坛的跨学科视野主题,是一次承前启后的翻译史研究大会。


一、翻译史理论研究

近十几年,翻译史研究在国内蓬勃发展,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学科建构力,但是“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具体翻译历史事件的梳理和总结,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许钧、穆雷,200985)。从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学科层面的建构,必须要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发展。有人认为翻译史研究只需重视史实,强调爬梳,与翻译理论扯不上关系,但其实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密切得多,翻译史研究者应该加强理论意识,在研究中形成理论自觉。(蓝红军,2010

此次翻译史大会的学术报告中,理论研究非常丰富。综合起来看,主要探讨了以下一些问题:

1)翻译史方法论。翻译硕士翻译史课程的设计理念与教学方法在翻译史研究中的成果不多见。穆雷经过十余年的摸索以及在教学实践中的反复调整,对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有了一些独到的思考,形成了16个??榈慕萄谌?,涵盖翻译与人类社会各个层面、各种活动的互动。袁丽梅认为,翻译史作为涉及史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应积极尝试借鉴史学理论与方法来推动译史研究,并探讨全球史视野对翻译史研究的参考价值。唐绪华介绍了新书《什么是翻译史?:以信任为基本路径》What is Translation History?: A Trust-Based Approach,总结了其中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指出信任视角之于翻译史中译者行为研究的重要意义。方开瑞探讨了翻译史的研究模式,认为翻译史作为一种专门史,应涵盖翻译的语言、实践和创造三个层面,全面探寻翻译的真相。刘瑾玉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设的“中国晚清史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清季史料入门》的历史脉络和文本特征进行了梳理,探讨西方汉学界如何通过翻译来分析和使用清史资料。辛广勤对西方近40年翻译伦理研究的脉络流变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中有三脉主流,即译者能动性受限型伦理模式、译者自由进出型伦理模式以及译者能动性加强型模式。高玉霞立足翻译史书写和研究现状,结合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理论体系,探究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的范式、原则和方法。

2)翻译实践史理论探索。实践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实践,并反哺实践。如何从翻译实践史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以推动有一定史学理论基础的翻译实践史的书写,是此次大会相关研究报告呈现出的一个讨论焦点。袁西玲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跨文化性进行了综合考察与深入分析。杨怀恩、徐新燕从翻译史的视角,探索法律翻译的标准、特点和策略。王祥兵以翻译《诺门罕1939:改变二战走向的战役》(Nomonhan, 1939 : The Red Army victory that shaped World War II)为基础,探讨军事历史学术著作翻译中一些普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朱江通过分析党的十九大报告双语材料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文献资料,对其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词汇表达进行剖析。邓科考察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翻译科的考试程式、范围、衡文标准等因素,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清代的八旗翻译科举制度与翻译知识生产之间的勾联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3)翻译史学术话语建构。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不再是进入西方现代话语体系,而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融通中外”和“产生国际影响力”,这要求我们新创的话语要具有充分的学理性、原创的思想性和良好的传播性。(蓝红军、许钧,20184)综观这次翻译史大会,一个总的趋势就是大家的研究正在自觉地努力克服中国传统话语失语、理论话语西化严重、原创话语建构意识不强的老问题,竭力挖掘中国历史上自身的翻译话语,并努力构建新的翻译理论话语。廖七一指出弗兰金仙(Frankenstein,现译弗兰肯斯坦)通过在中国的译介,演变成睡狮的民族主义意象,强化了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话语建构。任东升就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中的关键术语加以解析,认为中国翻译研究话语体系既需要创建概括力、解释力、预见力强的术语体系,也需要考虑其中国特色内涵的对外精准传达,以便获取应有的理论话语权。张瑞娥从《全唐文》中提炼唐朝翻译话语体系中的翻译术语,来建构这些术语间的逻辑关系,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翻译术语体系打基础。夏登山和丁怡萌考察了中国经史子集各类文献中的部分翻译话语的记载,用于研究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戴光荣选取语料库翻译学为个案分析,探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焦茭思考了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跳出西方翻译理论话语的束缚,从而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与定位。杨承淑通过一手数据,呈现了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台语教材编撰过程中对台湾民众话语的采集与编译情况。

4)典籍翻译理论探讨。目前“典籍翻译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且研究成果不断呈现纵深化和学科多元交叉的特点”(董明伟、董兴杰、田春霞,20181),其理论层面的研究也引起越来越多关注。李玉良探讨了典籍翻译的变异性,认为典籍翻译唯有通过变异,其中的文化观念才可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秦彩玲从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大局意识、反分裂反渗透意识以及学术意识五个方面探讨民族典籍翻译者的意识形态。张羽从“接受型译介”和“输出型译介”两方面对壮族史诗《布洛陀》60余年的翻译史和翻译评介历程进行了描述总结。


二、文学翻译史研究

文学翻译史是近40年来翻译史研究的重心,是翻译史研究的主流。(屈文生,2018过去的 40 年,文学翻译研究发展吸引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日益壮大的学术队伍,取得了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文学外译研究、多语种文学翻译研究、方法论科学化和多元化发展构成了当前文学翻译研究的新趋势。(蓝红军,2018109)文学翻译史的梳理与研究除了观照文学本身之外,更能够揭示被文学表象所遮蔽的跨语际实践中自我与他者、异域文学与本土文学、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次大会有不少文学翻译史研究的报告,充分反映出了上面提到的文学翻译史主题,并有一些创新和突破。段峰20世纪中国文学自译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微观史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译史书写的可能性和原则,具有文学自译史书写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罗金考察了张爱玲的作品《秧歌》异语写作及自译的过程,并通过文本对比探究自译者张爱玲的翻译策略及文化身份立场?;魄谝砸胝咝形览砺畚劳?,从译者身份的角度对比分析沙博理和王际真英译《家》的译者行为,阐明不同的译者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王建开考察了五四前后中国通过英语转译欧洲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小国文学的热潮,探讨其世界文学的意义。姜学龙考察了晚清小说翻译家包天笑翻译的小说《谷兰空》从小说文本到银幕电影的旅行过程,并运用根茨勒的“后翻译研究”理论对这种语际和符际的翻译、改变和重写进行了阐释。李德超和齐金鑫分析了清末民初第一部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的语言风格、体裁特征、叙述手法等文本内因素和文本外因素,判定该作品为伪译之作,该研究发现有助于了解伪译本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形式和途径,也有助于建构关于伪译这种特殊文学及文化现象的翻译理论。钟毅则以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杂志《礼拜六》中没有标明原作者而仅有译者姓名的“翻译”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翻译小说中的“冒充”因素。赵玥以法国作家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中篇小说《嘉尔曼》(Carmen)在民国时期的4个不同译本为例,对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进行了阐释。王振平以《尤利西斯》(Ulysses)最早的两个汉语全译本为例,探讨了文学翻译的节奏问题。邢杰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蛙》为研究对象,描述并探析译者的行为和翻译策略。


三、汉籍外译史研究

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累积了大量的典籍作品,这些典籍成为人类各种文明交流思想、传递情感、生产知识的媒介或精神家园。汉籍外译史研究在钩沉历史的同时,更大的价值在于启发以中华文化外译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当今中国,如何以中华文化典籍的译介为纽带,寻求与对象民族之间的情感和价值共通之处,增进交流和互信,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构建情感和价值共同体,这是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战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此次大会中的汉籍外译史研究无不折射出这个核心问题的重要性。

王银泉考证了1644年抵达中国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如何通过中医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中医文化西传的拓荒者。徐泽林以日本江户时代为案例,考察了中国传统天文历学著述《授时历》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发展产生的根本性影响。蔡华研究了克莱默—宾(L. A. Cranmer-Byng)的《诗经》英译节译本中“变译”的类型,认为这种变译方法演绎着本土翻译话语对外国译介行为的阐释效力。金学勤以《论语》英译为个案,管窥西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几个重要阶段及其历史背景,展示了西方社会理解/误解中国的过程。和亚楠同样以《论语》为考察对象,以英国的汉学发展为历史主线,梳理《论语》在英国翻译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吕煜探究了《易经》的核心词“八卦”的各种英译情况,发现译名的更迭实际是某一权力话语胜出的体现。李伟荣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探究了安乐哲中国典籍英译的价值,及其英译在中外享有盛誉的原因。李建萍考察了《红楼梦》杨译本和霍译本中“岁时节令习俗”的双层叙事结构的再现与变通。赵长江则对《红楼梦》的英译史及叙事模式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李海军分析了19世纪英文报刊在英语世界译介《三国演义》的特点。苏玉鑫对比研究了当代香港戏剧翻译家黎翠珍英译曹禺话剧《原野》第二幕手稿与刊印稿的差异,揭示黎译中的取舍标准和审美侧重。陈莉考察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小说英译的翻译动机、翻译途径、翻译策略、翻译模式、译者群体、选材标准、出版传播等方面的情况。潘丽妃以吉恩·里弗斯(Gene Rivers)的佛典《妙法莲华经》英译本中专有术语“神兽”的名称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英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及其效果。


四、科技翻译史研究

近些年,重写翻译史的声音越来越受到翻译学界的关注,重视科技翻译史的书写是其中声音之一。有学者认为,重写翻译史不只是对研究方法的革命,更主要的是我们须将翻译史研究从对文学的单一依附中解放出来,将科学翻译史研究置于与文学翻译史研究同等重要的讨论对象之列,重写翻译史就是对翻译史研究领域的拓深。(屈文生,2018)在当前应用翻译日渐占据翻译主角的翻译职业化时代,科技翻译日新月异,科技翻译史研究成为翻译史研究的热点,此次翻译史大会上异常丰富的科技翻译史研究就是这个趋势的体现。

张旭对湖南区域翻译史的研究(参见张旭,2014)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研究报告考察了民国时期湖南科技翻译的整体面貌,指出“经世致用”对民国时期的科技翻译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改观作用。陈力卫在考察汉方医学和物理学发展与日本江户时代兰学之间翻译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力”“性”结构名词形成的渊源。万兆元介绍了英国为期30年的“牛顿项目”(19982027),并探讨了编译中文版《牛顿文集》的意义、可行性及前期准备。马玺和张楠以“浑仪”“浑象”和“浑天仪”的英文翻译为案例研究,尝试对古天文仪象的若干名词翻译提出新的建议。王哲然则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optics的译名是“光学”还是“视学”的问题。宋芝业、张祺比较了中国传统圆规和明末以来翻译文献中的西方圆规,界定了圆规文化的三个层面。

医学翻译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张存玉以刘国辉《伤寒论》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翻译策略与存在的问题,考察中国医学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效果。朱素颖通过《广州大典》搜集、爬梳、整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翻译的系列西医书籍。吴文华以西医汉译、中医外译为主线,以翻译者、翻译内容为梳理点,完成对明清时期医学翻译代表人物与翻译内容的梳理研究。禹文凤选取方廷钰《中国传统医学精要》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语料库研究方法,选取书中三个中医词语在不同句子中的不同翻译,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翻译理念问题。胡晨飞聚焦“孤岛”时期期刊《西风》的性话语与性观念翻译,认为《西风》的性话题翻译对于当时中国性观念的建构以及整体的文化走向有不容小觑的形塑力量。

另外,张景华通过梳理“西学中源说”的缘起和发展历程,分析其对近代西学术语翻译的影响。蒋澈考证了最早译入中国的欧洲博物学著作《狮子说》的原本,证明《狮子说》综合编译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动物志》和《论四足动物》。李明洋指出《宝藏兴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近代矿冶知识的译著,通过对该译书及其英文底本的对比,论证了术语翻译在科技翻译中的关键作用。文月娥将傅兰雅的西学翻译置于洋务运动中,考察了傅兰雅在洋务运动“自强”与“求富”时期于不同机构的翻译选材。


五、译者研究

译者是译文的创作者,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是翻译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从翻译理论还是从翻译职业的角度看,译者都是隐身的、被压抑的,为读者和评论家所忽视。(李文静,2011)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研究的焦点从文本转向社会和文化因素,翻译活动中人的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对译者的研究涌现出了大批成果,体现出译者在翻译研究中从“隐身”到“显身”的变化过程。

在这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语境中,此次翻译史大会上的译者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最可喜的是,让不少因各种原因被遗忘、被忽略的翻译家重新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马士奎在梳理潘光旦的翻译实践成就的基础上,对其翻译思想进行了系统考察。苏艳梳理了严复的翻译思想,认为严复译作体现了他黜伪崇真的学术理想和西学救国、开启民智的翻译初衷。陈顺意探讨林则徐在翻译链各个环节的行为,力图揭示林则徐翻译活动的各个层面。周鹤梳理了石声汉的翻译活动和主要翻译著作,发现其译者身份长期以来遭到了其农史研究的“掩蔽”,进而分析其翻译思想、明确其“译者”身份。肖志兵整理了翻译家张友松的翻译活动时间线,为其编制年谱,凸显其翻译主张。冯智强以中国传统文章学为基础,并结合西方文章翻译学成果,考察了林语堂研究的几个主要时期。敖敏对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周太玄法汉科学及文学翻译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译者的多重身份等问题展开了思考。林嘉新、冯正斌从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诗性原则与文献意识出发,探讨了其译诗韵律、语体、修辞、选目、忠实性与译本结构,对其杜甫诗歌英译本展开全面分析。陆颖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分析了译者傅东华的翻译读者观。


六、综合研究

大会展现的成果除了上面的分类外,还有一些成果表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并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瓶宋湟苑鸾涛?,探讨严复、梁启超、太虚大师等人如何将佛教因果观与天演理论相调和,以此考察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清末民初中国佛学思想的冲击。沈国威则关注赫胥黎的作品特别是《天演论》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情况。邵有学从现代科学角度对唐玄奘“五不翻”之一的“秘密故不翻”进行了考证,在咒语的翻译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吴巳英考察了民国时期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科学主义冲击下对实验主义宗教观的译介。汪东萍对比研究了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闫艳考察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译经特色。马蔓青以《泰西新史揽要》为例,研究了晚清新教传教士在华译介活动的思想基础,发现其实质是披着传教外衣的侵华武器。

陈惠从赞助人的角度,聚焦意识形态、经济地位等文学系统以外的控制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鲜明系统考察了赵必振的译作《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分析了该译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介的贡献。张玉兰从语言问题和文化差异方面探讨了苏州博物馆说明词英译存在的问题。覃军收集整理建国以来我国英汉歌曲翻译作品的史料,为翻译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挖掘歌曲翻译对我国文化建构的作用与影响。许玉军以《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书名翻译为案例,探讨翻译的跨学科性和翻译向前迁移去考察原作的创作动机和研究过程的必要性。李学宁和胡熠以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为切入口,分析其研究范式的优势与局限,以加强翻译范式研究领域中的机器翻译史研究。杨全红则论证了商务翻译史在中国翻译史重写中的必要性,认为可以从观念史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一些关键术语的钩沉与梳理来重现历史上的商务翻译活动。吴昊龙基于学科史的视角,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德语专业翻译教育的演进历程。方红梳理了《新青年》刊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译介传播特点及其影响。


七、结语

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学科的客观历史之根,对翻译学学科的建设起到关键作用。翻译学之所以能够具有今日相对独立学科门类的地位,是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翻译史研究等三方面力量协力推动的结果。(屈文生,2018)有学者曾经说:“我们还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翻译史研究的学会或团体,也没有翻译史研究的专门刊物,本学科还很不成熟,……翻译史研究还显得十分稚嫩?!保ɡ逗炀?,201045

2019年第五届全国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举办之后,这些翻译史研究的不足都将得到很大改观。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翻译史研究专门刊物《翻译史论丛》将于2020年公开发行。翻译史研究自此有了全国性的学会以及专门的刊物,相信中国的翻译史研究必将开创新的局面,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内涵不断深化,书写出“一部能全面、立体、深入地展现中国历史上翻译行为和翻译实践活动特点的翻译史,一部展示中国翻译家的翻译成就也包括他们不足的翻译史,一部揭示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相互影响等特点的翻译史”[]。


参考文献

[1] 董明伟,董兴杰,田春霞. 中学西传:典籍翻译研究开新篇(20132018[G]. 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8.

[2] 蓝红军.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44-48.

[3] 蓝红军. 新时期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J]. 外国语言与文化,20181):104-117.

[4] 蓝红军,许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J]. 中国外语,20186):4-9,15.

[5] 李文静. 译者是谁?——译者的身份认同与翻译研究[D]. 香港: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

[6] 屈文生. 翻译史研究的面向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6):830-836.

[7] 许钧,穆雷. 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19782007[J]. 外国语,20091):77-87.

[8] 张旭. 近代湖南翻译史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马骏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硕士生

602144141@qq.com

王祥兵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wxb21c@163.com


本文载于《东方翻译》2020年第一期 

[] 引自谢天振于20191026日在长沙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翻译学科:回顾与展望”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重写翻译史:从何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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